本对华侵略过程中，同时开展了至少五种侵略形式的对华侵略战争，除了大家熟悉的军事侵略战争外，还有经济侵略战争（掠夺我国资源等）、文化侵略战争（实施文化洗脑和文化同化等）、拓殖民侵略战争（派遣武装开拓团等）和侵略战争。特别是日本实施的“以毒养战”的侵略战争一直为国人所忽视。

  日本实施九一八侵略占领东北后，日本侵略者不仅用武力中国人民，还在中国占领区推行侵略的毒辣政策，号召东北人民大量种植，并在奉天（沈阳）建立巨大烟毒制造厂“奉天工厂”，以制造、和等毒品，贩运到中国各地进行毒害中国人民，还将毒品走私世界各国毒害世界人民，从中获取暴利来冲当侵华军费。其阴险恶劣之处胜过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和慰安妇等残暴罪行。

  目前中国仅存的侵略史料和实证大都散落民间，随着一些见证人的不断离世，历史物证的不断损毁，日本侵略的历史罪证日渐消失，致使史证无从考究，给我国家和民族带来没有办法弥补的损失。关于日本对华实施侵略历史罪证研究，国内有些学者（例如，原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赵朗研究员等）和日本一些良知学者（江口圭一、家永三郎等）都有早期的研究，并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但是始终没得到我国学界和社会应有的重视。

  为此建议我国应加强日本侵华“战略”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确立我国在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研究方面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揭露日本的反人类行为，回击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千方百计否认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及亚洲国家的侵略罪行，维护世界和平秩序。

  1. 伴随“九一八”侵略，日本对华发动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战争，严重毒害我同胞身心健康。日本侵华期间，在热河等地大量种植，贩卖，获取暴利，用于侵华战争军费开支，毒害了我国大量同胞，据伪满洲国档案资料显示，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就已在中国东北地区大力推行毒化政策，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以关东州（今大连地区）为基点，向整个东北推行毒化政策。这种贩毒活动在“九一八”侵略前先后经历了石本贯太郎经营个人特许制、大连宏济善堂经营特许制和日本关东厅（关东州后改称关东厅）殖民当局经营专卖制等三种形式。

  1931年“九一八”侵略后，日本陆军省、外务省和兴亚院控制买卖， 1932年以伪满洲国的名义颁布了《暂行收买法》、《法》、《缉私法》、《查获私土奖励规则》、《批发人之贩卖区域表》等一系列有关法规，公然在东北地区实行垄断经营。同时还建立了“专卖筹备委员会”，并在伪满洲国内设立了32个“专卖公署”。1934年指定种植培养面积为1071700亩，如辽宁的凌源、朝阳、赤峰，吉林的集安、通化和延吉，等地大面积种植，当时这些地区罂粟花开烂漫，四处飘荡。从1933—1939年间，仅从东北地区吸毒登记者就达274.5万人，1933年到1945年死亡登记人数就有17.9万人，实际上远超于这些数字。中国别的地方的吸毒登记者和死亡登记人数则是不计其数。

  2. 在沈阳建设大型烟毒加工厂。1934年，由日伪政府投资在奉天（现沈阳农业大学附近）建立烟毒制造工厂，是当时东北最大机械化、现代化的大型烟毒制造工厂，每年生产膏880万两，（当时烟膏“规格品”的价格是1包1克0．7元，每两50包，价格是35元。）如果按照“规格品”出售价格35元计算，总价值竟高达三亿一千零八十万元之巨。

  3. 依靠贩卖获取巨额暴利。据伪满总务厅次长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回忆估计，在伪满存在的13年半多期间（1932-1945年），伪满共生产了生约3亿两，每年平均生产达2200多万两（以14年平均计算，则每年生产2142多万两）。陆军省大日记披露在陆军中央的同意下，利用收益购买武器的事实，陆军中央涉及买卖数量达三万三千公斤。原日军第39师团232连队的情报官鹿田正夫：要获取敌方（中国）情报，也只能靠。设在上海的商社宏济善堂业务记录：业务置于日军的掌握之下，1941年的销售额高达3亿元。以上仅仅是估算，据资料记录，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

  4.日本侵华实施贩卖遍布中国各地。除东北是日本种植和加工以及贩卖的重点地区外，1937年对华实施“七.七”侵略以后，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种植罂粟范围为东北、华中、华北、华南及蒙疆地区，种植培养面积多达1500余万亩。关东军的内部资料显示，1934年，仅内蒙古部分地区罂粟田的总面积已达三万公顷，从事种植的人口多达一百万人。1937年，东北种植罂粟达68.35万亩，收入达2600多万元。仅东北地区3000万人口中，吸食人数高达200多万人，死亡人数近18万人。

  据辽宁朝阳市《凌源县志》记载，1933年凌源种植罂粟面积12万亩，1938年达到50万亩。1945年以前，凌源四官营村共有80户，吸食就有74户359人，致死20人，倾家荡产离家逃荒54人。辽宁丹东《东沟文史资料记录》：据不完全统计仅东沟地区烟馆就达1800多家，大量人员因吸食成瘾穷困潦倒，导致卖掉妻女惨死街头。毒品交易迅速蔓延使中国大地烟毒四起，就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人民的肌体。上海、天津、南京以及东北的各大城市里，毒品店和烟馆到处可见，沦陷区吸毒人数约达3200多万人。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5. 日本对华实施的侵略罪行受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对华实施毒化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国际社会的严厉指责，1909年2月1日，中国、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荷兰、葡萄牙、俄国、泰国等十余国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国际禁烟会议——万国禁烟会。1911年12月1日，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荷兰、葡萄牙、波斯（伊朗）、俄国、泰国等12个国家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了会议，签署了《海牙禁烟公约》。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禁烟会议，共有九个国家参加。以上这三次国际会议对向他国输入的贩毒行为除了进行严厉的指责外，还签署了国际协议性质文件加以限制，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以禁烟之名，而行垄断经营之实，逐步扩大对华的侵略。

  中日战争开始一年后，日本侵略引起国际联盟的注意。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保存了各国提交《关于没收的会议秘密文件》；美国当时的报告也发出警告，并预计伪满洲国的收入将比前一年增加28%。日本对华实施侵略的行径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密监视。东京审判中，被判死刑的日本A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被审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国大肆种植罂粟、制造、贩卖毒品，实施了一场不为人知的“以毒养战”、意在销蚀中国人民反侵略抵抗意志的侵略。板垣征四郎曾指示日本关东军：关于收买，可令察哈尔盟九县农民栽培。1937年12月，关东军司令部绝密文件：东条英机明确下达了要把作为傀儡（伪满洲）政权财源的指示。1942年8月东条内阁在支那供需会议上，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之重点是“政策”。

  6. 日本学者揭露日本对华实施侵略的罪行。对于日本在侵华期间实行的侵略政策，战后一些开明的日本学者也是承认的。日本专家学者江口圭一在《日中战争》书中表态：日本的政策是日本国家的犯罪，它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多么的肮脏。”日本学者家永三郎称：日本的政策，一方面获得巨利，一方面使很多中国人因吸食而身心遭受腐蚀变为废人。

  二战结束后，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原因复杂，未能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虽然对日本战犯以破坏和平罪受到东京审判，但尔后在弄清日本对华战争中日军大肆买卖的真相问题，却始终没明显真正的澄清。事隔数年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对待侵略战争历史及其责任的认识逐渐出现恶化现象，一些政府内阁成员也跟随否认侵华的历史事实。

  高度重视日本侵华时期实施“战略”的历史罪证问题的研究，就是要再现历史真相，对中国和世界人民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本性和灭绝人性的行为，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深重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提出一些建议：

  1、高度重视日本侵华时期实施战争历史罪证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加强宣传这段历史，让国人和国际社会更多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内心深处的丑陋行径，具有反人类性质的罪行，与日本标榜的文明国度形成天壤之别，对于遏制日本萨长番派系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维护好二战新秩序具有深远意义。

  2、开展战略性智库研究，清算、发掘和保存日本“侵略”历史罪证。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为了掩盖其侵华战争的罪行，销毁了大量战时档案，这中间还包括有关对华实施“毒化政策”的资料，这为搜集日本对华实施战争的罪证增加了难度。目前调研发现，日本“侵略”历史罪证涉及散失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六省九市民间的大量史料，也涉及到保存在美国、日本、俄罗斯、瑞士等国家档案馆的一些文件。国家应就日本侵华实施毒化政策问题，实施专项战略性研究，用历史事实揭露日军侵略历史，宣传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向世界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卑劣行径和日本侵华罪证，对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维护世界和平具有深远意义。

  3.建议在受日本毒害最深的东北地区建立“日本侵华实施侵略历史罪证展览馆”，加强全民和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年青一代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致力维护和平和国际秩序。

  4、加紧保留更多的证言证词及口述资料的抢救工作，因为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当年用毒害中国人民的事情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例如，日伪时期种植烟的重灾区辽宁省凌源县原县委宣传部长、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沐林老人，解放初期曾挨门挨户地调查过日伪时期每家种植的情况，拥有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如果再不抢修这些口述历史资料，日本在中国所犯的毒化罪行就被时间湮灭了 。

  5、保护历史留下的日本侵华罪证遗址。日本侵华时期实施侵略在我国留下了大量罪证，应该尽快加以考证保存。特别是日本曾在东北建造毒品加工厂，能够说是东北乃亚洲最大的制造厂。如位于沈阳市上木厂的原沈阳市第六制药厂，在日伪时期就是日本制毒的秘密工厂，厂址已被开发商搬迁，现已经是一片平地，原来的遗址全貌已无了。类似这样的当年日本用毒品进行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证遗址，已经不多见了。应加强保护和利用，用于更好地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不光彩历史。

  （作者牟岱系辽宁省政府文史馆馆员、辽宁社会科院二级研究员、博导，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